排查工作异常艰难。1996年的沈阳，监控设备还未普及，除了少数繁华路段有模糊的监控录像外，大部分区域都只能依靠民警的双腿和双眼。民警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，挨家挨户地走访，晚上回到指挥部后，还要整理当天的排查记录，常常忙到深夜。他们走访了全市3000多名计程车司机，排查了500多名有抢劫、盗窃前科的人员，甚至对周边城市的枪支黑市进行了暗访，但始终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
技术鉴定带来的线索也陷入了僵局。现场遗留的弹壳经过鉴定，确认是五四式和59式军用手枪发射的。这两种手枪威力巨大，当时主要配备给军队和政法机关，但由于当时枪支管制尚未完善，社会上流传的非法枪支不在少数，要查清枪支来源谈何容易。更让民警困惑的是，弹壳上的润滑油成分与军用润滑油存在差异，这就排除了军队人员和政法机关配枪人员涉案的可能性。
弹壳底部的编号成了唯一的突破口。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究，终于破解了编号的含义：前两位数字代表生产厂家，后两位数字代表生产年份。”代表黑龙江省十一军工厂，“65”代表1965年生产；编号“3888”中的“38”代表前苏联三八军工厂，“88”代表1988年生产。然而，当民警联系到相关军工厂后，却得到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：这些枪支和弹药在生产后，并未在国内流通，而是全部援助给了越南。线索就此中断，就像沉入大海的石头，再也没有了回音。
为了查清枪支来源，警方甚至远赴俄罗斯进行侦查。在莫斯科的军品档案馆里，民警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试图找到这些枪支从越南流入中国的痕迹，但由于当时中越边境的走私活动十分隐蔽，加上时间久远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带着疲惫和失望，侦查员们回到了沈阳，迎接他们的，是受害者家属期盼的目光和越来越沉重的破案压力。
那场声势浩大的排查持续了20多天，民警们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00余起，抓获违法犯罪人员数百人，但“3·8串案”的嫌疑人却始终不见踪影。常旭武在指挥部的会议上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坚定地说：“三八案不破，我辞职！”这句话传遍了整个公安系统，也让每个办案民警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，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时，常旭武因工作变动调离了沈阳，外界立刻传出了“他因破不了案而辞职”的谣言，一时间，这伙歹徒的气焰更加嚣张，沈阳市民的安全感也降到了冰点。
从那以后，沈阳街头的计程车司机都随身带着铁棍，晚上不敢跑偏僻的路段；工厂和企业在发工资时，都会请保安公司的人护送，有的甚至干脆改成了银行转账；家长们反复叮嘱孩子，放学要早点回家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曾经热闹的夜市变得冷清，晚上八点多，街道上就很少有行人了，只有路灯在寒风中孤零零地亮着，投下长长的影子。
但这伙歹徒并没有就此收手。。串案”如出一辙，现场同样留下了编号为“11651”和“3888”的弹壳。警方再次投入大量警力侦查，但依旧没有任何收获。
令人费解的是，在这两起案件之后，这伙歹徒突然销声匿迹了。1998年和1999年的两年间，沈阳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持枪抢劫案。有人说，他们抢够了钱，带着赃款逃到了国外；也有人说，他们因为分赃不均，内部火并了；还有人说，他们被警方的排查吓破了胆，从此金盆洗手。各种猜测在市民中流传，但办案民警们知道，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绝不会轻易放弃，他们只是在暗处蛰伏，等待着下一个作案时机。
楼道里的灯光昏暗，两名身着深蓝色工作服、头戴安全帽的男子冲了过来，其中一人捡起提包，另一人则用枪指著张德敏。张德敏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，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，打在了墙上，留下一个深深的弹孔。三名歹徒得手后，迅速跑出单元楼，跨上停在路边的两辆红色摩托车，引擎轰鸣著消失在夜色中。
七分钟后，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。此时的曹伦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他的身体倒在闸门旁边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民警在现场找到了两枚弹壳和两颗弹头，经过初步鉴定，弹壳上的编号正是“11651”和“3888”。“是他们！案的歹徒又出现了！”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脸色凝重地说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的耳中，他刚从外地考察回来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。
看着现场的惨状和受害者家属悲痛的哭声，杨加林的心情无比沉重。他蹲在地上，仔细查看了弹壳的编号，又询问了目击证人的情况。当得知歹徒穿着工作服、戴着安全帽、驾乘摩托车作案时，他陷入了沉思。从1995年到1999年，这伙歹徒作案七起，杀害九人，重伤五人，他们的作案手法越来越成熟，反侦查能力也越来越强。而警方的侦查手段却相对落后，没有监控录像，没有dna鉴定技术，只能依靠目击证人的描述和现场遗留的少量线索，破案难度可想而知。
当晚，杨加林在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会议室里气氛压抑，每个民警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焦虑。“过去四年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警力，但始终没能抓住这伙歹徒。现在他们又作案了，而且抢了100万元现金，这是对我们警方的公然挑衅！”杨加林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，“我提议，将案情向社会公开，发动全市人民群众提供线索。”
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争议。一名老民警站起来说：“局长，这样做太冒险了。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破不了案，不仅会打击市民的信心，还会让警方陷入被动。而且，歹徒知道我们公开了案情，可能会更加谨慎，甚至会报复提供线索的市民。”另一名侦查员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之前我们也搞过悬赏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这次公开案情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”
杨加林没有立刻表态，他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，街面上的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“我知道这样做有风险，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他掐灭烟头，语气坚定地说，“全市有16000名干警，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，而沈阳有680万人民群众，他们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。只要我们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，就一定能抓住这伙歹徒！”
1999年10月21日晚，沈阳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出了“10·19特大持枪抢劫案”的详细案情，包括歹徒的体貌特征、作案工具、逃跑路线等信息，同时公布了10万元的悬赏金额。新闻播出后，立刻在沈阳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市民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，认真记录著案情细节，有的市民甚至拿出纸笔，画下了歹徒的模拟画像。一时间，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被打爆了，从傍晚到深夜，接线员们一直不停地接听电话，记录著一条又一条线索。
在这些提供线索的市民中，有一个人的名字，将成为破解“3·8串案”的关键。他就是周焕，一名下岗工人，每天在和平南大街附近修自行车，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每天和自行车零件打交道的普通老人，会成为警方抓获歹徒的“最强辅助”。